殷墟炒股配资炒股配资，最初名为北蒙，是商朝中后期的国都。商朝人称其为“大邑商”，而后世则称之为殷墟。自从第19任商王盘庚迁都至此之后，殷墟便成为了商朝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持续作为都城长达273年，占据了商朝500多年历史中的近半数时光。纣王继位后，为了巩固南方防线，扩建了位于殷墟南面的军事要塞—沬邑（即朝歌），并将其作为行都使用。

然而，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以“殷有重罪”为由，带领三千精兵和四万五千士兵，发动了对朝歌的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商纣王最终兵败自尽，商朝也在历时五百多年的辉煌后走向了终结。周武王以镐京取代了昔日的盛大都城，殷墟逐渐成为历史的遗址。

1928年，殷墟开始了考古发掘，至今已历时90多年。通过系统的考古工作，超过1万座墓葬被清理出来。根据墓葬的年代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涵盖了商王武丁的前期，第二期则是从武丁到祖甲时期，第三期是廪辛至文丁时期，第四期则涵盖了帝乙和帝辛（即纣王）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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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考古成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商朝末期的重要线索。令人意外的是，殷墟第四期的发掘结果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末世衰退”的形象有很大不同。从墓葬数量来看，它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殷墟西区、孝民屯、大司空、戚家庄等墓葬区，第四期的墓葬占比超过62%，这表明在纣王父子统治下，商朝的国都人口已经远超早期的三期总和。

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人口的组成非常多样，最主要的群体是自由民，其次是奴隶，第三是军队，而王室和贵族则占据了最小的比例。这反映出商朝晚期，尤其是在纣王时期，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建筑方面，殷墟四期的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四合院”式建筑群。这些建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其结构和复杂程度远超之前的半地穴式建筑。此外，随着族群家族间的“空白地带”逐渐消失，国都的土地利用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人口的增加显然促成了这一变化。

青铜器方面，尽管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铸造的黄金时代，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在某些方面却表现出一种不同的趋势。早期出土的青铜器器壁较薄、纹饰简单，这在许多人的眼中似乎暗示着商朝国力的衰退。然而，殷墟四期的考古发掘却推翻了这一看法。研究发现，这些薄壁的青铜器大多是作为陪葬品随葬的，实际上它们的制作工艺并没有退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技术革新。许多曾被认为是西周初期才出现的华冠凤鸟、方座器等新型礼器，在殷墟四期的遗址中找到了陶范。这种青铜器铸造形式的创新，是商朝强大国力的体现。

事实上，殷墟四期所展示的繁荣景象，完全打破了我们对末世王朝的传统想象。这些考古发现并没有反映出一个即将灭亡的王朝，反而证明商朝并非因为纣王的暴虐导致众叛亲离、国势衰弱而灭亡。周武王宣称的“纣王残暴”并不完全符合史实，而这段历史的真相或许与诸多偶然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商朝主力部队外调东夷，而周军的突然袭击。

周人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纣王的大军在临阵时倒戈，周武王仅用了一个晚上就成功推翻了商朝；另一方面，却又描述了战役异常惨烈，血流漂杵，俘虏成群。殷墟四期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这段历史的另一面，商朝的灭亡并非是由于国力衰退和内乱，而是外部突然袭击和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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