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05-14 22:09 点击次数：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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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家风家训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宗族与家庭教育的中国古代社会，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的传承总是涵养于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中。《礼记·大学》中说：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古人往往将这些朴素的家风家教汇集成册，遗之后世，而在汗牛充栋的古代家训中，唯有《颜氏家训》可称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初读《颜氏家训》七卷二十篇，绝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太平盛世之下名家大儒的家族教育精神汇编。殊不知，作者颜之推竟是一位在南北朝乱世中三次沦为战俘、却又连仕五朝（南梁、西魏、北齐、北周与隋）的传奇政治人物。这位“家训鼻祖”的传奇人生故事与南北朝的历史更迭紧密相连，在一场场人生大戏中勾勒了他笔下对家国情怀的定义。
颜回之后，东渡元勋家族
颜之推的先祖很可能是大名鼎鼎的“复圣”颜回，孔门七十二贤之首，世代为鲁地（山东曲阜）名门，到23代孙颜盛时为汉尚书郎，青、徐二州刺史，始自鲁国徙居琅琊（山东临沂），从而开启了颜之推所在的琅琊颜氏一脉。颜氏到琅琊的这次迁徙对于整个颜氏家族在南北朝时期的快速崛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西晋灭吴完成统一后，最高统治者马上陷入权力的角逐厮杀，北方在经历三国乱世后还未完全修复便再次遭遇永嘉之乱。
颜氏家族处在琅琊王的封地中，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与琅琊王氏一起成为辅佐琅琊王司马睿的佐命元勋。在永嘉之乱即将全面爆发之际入主建邺（江苏南京），奠定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偏安江南的格局，曾任司马睿参军的颜含携家族过江，入居建邺，先后被任命为吴郡太守、散骑常侍与侍中等重要职位，辅佐晋元帝、晋明帝与晋成帝三朝帝王，为颜氏家族在江南积攒了政治根底。如同后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提到的：“江南人事不获已，须言阀阅。”一个家族的祖上功绩和为官经历所凝聚成的“阀阅”是南北朝时期家族子弟前程的敲门砖。
琅琊颜氏在南朝政治迭代中不断延续，颜含的重孙颜延之被宋武帝刘裕赏识，被册命为太子舍人，最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并在文学上颇有建树，与同时代的南朝诗人谢灵运并称“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一起，被称为南朝“元嘉三大家”，声望名噪一时。颜延之的儿子颜竣更是文武双全，被宋孝武帝倚为心腹，随之征讨刘绍，总掌军机，“凡厥众事，竣皆专断施行”，后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功高卓著。到了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一代，成为南齐末帝萧宝融的治书侍御史，其忠心无二，在萧衍篡位之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从而赢得了当朝士人对其忠烈的赞叹。
徘徊于变乱之间的名士人生
颜之推出生时，南北朝已推进到大梁时代，颜氏家族在东晋、宋与齐三朝积攒的政治声望与功绩让颜之推自带政治“金汤勺”，仕途光明几乎指日可待。然而，颜之推的父亲颜协定居荆州一带，不求显达。在世人习惯了朝代更迭的寻常故事后，颜协看淡功名，在梁朝官宦圈中处于边缘状态，仅仅是在湘东王萧绎处做常侍兼记室，并在颜之推九岁时撒手人寰。
祖父的忠烈与父亲的彷徨让颜之推多了一份朝代更迭之中家族沉浮的宿命感，12岁时因缘际会成为湘东王萧绎的门生，在父亲曾经彷徨的湘东王府寻得一席之地。他在《家训》的第一章便提及自己“年始九岁，便丁茶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波折的童年更加深了他对家风教养重要性的认知。
如果世事正常推移，颜之推的一生可能会同其祖先一般成为南朝一代文豪乃至一代名臣，度过繁华或遗憾的一生。然而，历史恰好在颜之推19岁那年发生了一场转圜南北的巨变。公元549年，侯景之乱祸及建康，来自北朝的羯胡军入侵江南，富庶的三吴之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这场战争彻底打破了南朝士族纸醉金迷的美梦，也打破了南北朝的战略平衡。
一年之后，颜之推作为中抚军外兵参军随世子萧方诸坐镇郢州（今湖北武汉），没想到侯景的骑兵突然攻陷郢州，颜之推就跟着萧方诸沦为战俘。萧绎称帝后（即梁元帝），作为天子门生的颜之推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再次回归仕途，先后担任散骑侍郎等帝王亲近官职。经历浩劫的颜之推以为终于能过安稳日子了，没曾想不到两年，西魏权臣宇文泰命大将军杨忠（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大将军宇文护领5万兵马进攻陪都江陵。梁元帝的主力此时仍在建康且归路已断，被偷家的他只能放火焚尽珍藏图书14万卷，向西魏军投降，最终被侄子萧詧（chá）以土袋闷死，而江陵“阖城老幼被虏入关”，十万荆州士民被迁徙入关中，南朝荆州繁华毁于一旦。荆州名士颜之推作为西魏的战利品又一次成为俘虏，随众北上越过武关，首次踏上中国北方的土地，看到了只在先人诗句中存在的长安。此情此景，无不让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南朝士人心生悲怆，有一股“未随王师复中原，反为楚囚至长安”的悲凉与讽刺。
连续两次被俘的经历，让颜之推对于当时南朝士大夫日渐腐朽的家族与文化有了真切的认识，相较于北方大地上朴素果毅的尚武气质，“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颜之推在家训中对这种自西晋以来的虚浮风气深恶痛绝，警醒子孙切不可做迂诞浮华又不涉世务之人，要学会“应世经务”，广泛深入社会实践中求取真知，“表及农商工贾，廝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同为梁元帝臣子的大哥颜之仪与颜之推一同迁徙到长安。颜氏兄弟的才学很受崇尚南朝儒学礼仪的北周君臣青睐。兄长颜之仪留仕长安城，颜之推则被西魏大将军李穆看中，令赴黄河边的弘农郡（今河南三门峡），掌管其兄阳平公远的文书。然而一年之后，心思故土的颜之推便在黄河岸边私下准备船舶，趁黄河水暴涨之时带妻子坐船顺流而下，在狂风暴雨之中渡过黄河最为险要的砥柱之险，抵达北齐控制下的洛阳城，时人称其勇决，这一形象显然与《家训》中那位谆谆教诲的老者形成了巨大反差。
此时颜之推虽然才26岁，但两次被俘又历经三国，让他的人生阅历陡然增长，早已从不拘礼法的潇洒少年郎蜕变成一位喜怒不形于色的老成士子。已经建立北齐的皇帝高洋对于颜之推的到来十分欢喜，将其视作南朝文脉北归，拜他做奉朝请（给予闲散官员的优惠待遇，并非官名），引入内馆之中，侍从左右。次年（557）十月，曾协助萧绎平定侯景之乱的功臣陈霸先，正式废梁敬帝萧方智自立，改国号为陈国，颜之推的故国大梁彻底灭亡，他也从流亡北土的寓居之人变成了前朝旧民，他所思念的江南终究换了天下。
在齐国的前十年里，颜之推从中枢到地方担任赵州功曹参军，又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在齐国宦海浮沉中度过了青年到壮年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他经历了齐国的朝野变迁，看到了帝王家骨肉相残：齐文宣帝高洋驾崩后，儿子高殷被兄弟高演废黜并杀害，高演与高湛先后登上帝位，兄弟叔侄间的杀戮在北齐宫廷掀起了一场场腥风血雨。身处朝堂之上的颜之推深感兄弟反目的痛楚与遗憾，在《家训》中诫勉子孙兄弟和睦的必要：
“兄弟不睦，则于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躇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
同时，他也在北齐朝堂中领悟了家风教育与传统典籍教诲的不同之处，着重强调了对人性的探寻与教育实践。例如想要在家庭教育中“禁童子之暴道”（纠正小孩的错误），来自良师益友的教诲训勉往往不如保姆与婢女等亲密之人的直接劝导，而要制止成年人争斗，“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来自妻妾的枕边风往往可以直接影响重要人物的关键决断，作用甚至远远大于身边贤人的微言大义。同时颜之推也强调外在环境对家风教育的潜在影响：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从北齐皇族之间为权力仇杀不断的血腥中，颜之推也探寻到家风教育中为父者的经验教训与应有心态。他在《教子篇》中直接点出“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这一烦扰古今家庭的核心问题。强调对待孩子要“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如果爱而不均偏宠于少数子嗣，足能给整个家族带来灾祸。
在北齐这个鲜卑人与北方汉人共同建立的政权，他重新发掘文化遗珠，审视北朝治下的社会现状，可以说，他对南北朝政治制度、社会民俗文化以及儒学佛道的特点有着当时最为全面的亲身感受。齐国有一位汉人士大夫曾对颜之推说：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可以说是对当时北齐朝堂的真实写照，北齐高氏虽是汉人但鲜卑化程度极深，《北史》记载“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神武（高欢）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在当时的朝堂上，汉人朝官往往通过学习胡语和胡乐来融入鲜卑人圈层，甚至让子嗣以此作为获取功名的第一要务。而颜之推则警示子孙：“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他为子孙立下了求功名的底线，即不能依靠谄媚上位者来获取晋升。
到齐后主高纬登基后，颜之推被调回邺城，成为尚书左仆射祖珽的左膀右臂，此后十年基本都在这里。他发现北齐家庭“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屈”，与南朝女性的“略无交游”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颜之推在家训中留下了对世人重男轻女观念的告诫：“然天生蕃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
同时他还指责当时的婚姻中已有的“卖女纳财，买妇输绢”等婚姻买卖行为，告诫自己的子孙这种贪荣求利的行为只会反招羞耻。
颜之推在南北朝的仕途中始终以一名务实重行的儒家学者行于世间，他对汉末以来专注寻章摘句的经学家颇有微词，在家训中强调圣人之书的教育目的是让人明练经文，粗通注义，从而使人们在日常言行中有所裨益，切不可像某些人将“仲尼居”三个字考究出两纸疏义，进而争论这到底是燕寝（居室）还是讲堂，毫无意义。他始终告诫子孙务必脚踏实地，不搞虚谈，不做伪行以求索声誉。子孙后代居承平之世，应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也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更要知有耕稼之苦，如此方为应世经务之人。
公元576年，北齐在晋阳大败，后主高纬奔逃回邺城，时年46岁的颜之推再次嗅到了国破家亡的熟悉味道，他对江南的怀念再次涌上心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投江南陈国。尽管他的计谋得到了后主嘉纳，但仍不为国中的鲜卑大臣所接受，最终未被采纳。北齐后主“受陷于奸臣”，最终导致邺城破灭，而第三次成为亡国囚徒的他则又被戏剧性地带回长安城。颜之推在他的《观我生赋》中，用“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将三次亡国囚徒的际遇作为自己曲折一生的终极脚注。
颜之推在读书与成功的因果关系上颇具前瞻性，他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是“欲其多知明达耳”，但是“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他非常理性地承认了天才的存在，但同时告诫子孙如果自己没有天才的资质，那么读书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成才路径，倡导读书无用论的人“犹蒙被而卧耳”。后来他的儿子颜思鲁说：“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
简而言之是打算放弃学业去打工挣钱来侍奉父亲，而颜之推则训诫说如果自己的丰衣足食是以儿子学业为代价获得的，他又怎能安心享用，只要儿子“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吃得再寒酸也心满意足。
对于家族门楣的延续，颜之推在家训中始终倡导“节制”与“中庸”，他终身服膺琅琊颜氏始祖颜盛的训诫：“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
这在薄阀薄世（家族名望与历代官秩）与姻亲评判盛行的南北朝着实难能可贵。不仅如此，颜之推甚至为家族财富规模设定了标准：“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家风训诫在那个岁月里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重回北周三年后（580），颜之推被任命为御史上士，尽管官衔不大，但也让他的家人摆脱了冻饿之虞。正是在这一年，已经是北周辅政大臣的杨坚向颜之推的哥哥颜之仪索要皇帝符玺，颜之仪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
差点引来颜氏杀身之祸。看到长兄对北周政权的忠诚无二，又回想起祖父在南齐灭亡之际的绝食壮举，不禁唏嘘。
杨坚建立隋朝后，年满50岁的颜之推已处在人生的第五个朝代之中。看惯了兴衰沉浮的他敏锐察觉到一个结束南北朝乱世的历史机遇来了。隋开皇中，太子杨勇召颜之推为文学，深见礼重。于是，他积极上言隋文帝杨坚依梁国旧事，考订雅乐，重塑华夏正统礼乐，又与刘臻、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等七位学者共同审定南北雅言之准则，并参与编撰了中国历史上集前代韵书之大成的著作——《切韵》，为重塑大一统华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公元597年，年近古稀的颜之推留下《颜氏家训》二十篇，文集三十卷离世。他的身后，如他一般历经沧桑的华夏文明正以一种崭新的气象开启全新的隋唐盛世华章。在字字珠玑的家训熏染下，颜氏的后人以应世经务为己任，勠力学业的同时也不忘忧患，父子兄弟以孝悌和睦立家，仕官置业以中庸节制为度，教子齐家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最终造就出颜氏一族辉煌卓著的后世繁华——子颜思鲁因博学善文随秦王李世民开大唐基业，孙颜师古为太宗皇帝修“五礼”、注《汉书》、作《匡谬正俗》、匡正历代典籍，让颜氏家学在盛世大放异彩。颜之推的七代孙颜真卿与颜杲（gǎo）卿更将《颜氏家训》的朴素内核发挥到极致，他们居承平之世著文章丹青以遗后世，处庙堂之上又为国披坚执锐以赴战陈，树起大唐屹立不倒的名士丰碑。
正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开篇所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
颜之推在历经五朝的人生辗转中领悟了家国情怀的真谛，他用自己波折的一生为后世作序，用毕生的感悟为子孙萃取出沧桑华夏的磅礴智慧，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1]《颜氏家训》
[2]《北史》
[3]《北齐书》
[4]《梁书》
[5]《隋书》
[6]《旧唐书》最专业的线上配资